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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认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处理说和做的关系

首先，要言行一致。不能明里说的是一套，到暗里做的又是一套，说的和做的完全相反——这样的说就是自欺欺人的说。其次，要说到做到。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实现，不但承诺而且还要践诺——不能自食其言。最后，要边说边做，最好先做再说。倡导一件事，最好是先做出样子做出表率，这样才可以收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这就牵扯到我们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了。我认为要做到说与做的一致，只能是相对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我们有的时候，由于一些客观因素而导致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不统一，这种情况的发生具有一定客观性，人的意识是无法改变的。那么我们所说的说与做的统一，主要是指人们自己主观方面的语言和行为的问题了。要做到说与做的统一，最根本的就是当我们要有意思表达之前，反复掂量我们即将说出去的意思能否在现实中得以落实，也就是意思表示的成功预期情况，如果是肯定的，那我们就说出来，如果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不要说或者不要把话说满。只要你坚持了这一点，那么说与做就相对一致了。不知你是否同意？

你认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处理说和做的关系

2，说和做

我们所要做的事，应该一想到就做。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有多少舌头，多少手，多少意外，就会有多少犹豫，多少迟延。 ——莎士比亚 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存在这两类人:要么是说了不做，要么是做了不说。对于前者，大多是那种满脑子想法，但只说不去实践的人，到头来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使有再多的想法，没有把它变成现实最后也只成了无稽之谈;而后者是属于行动派的人，总在默默无闻的做着很多事情，在无私奉献自己，这类人往往也是有些“卑微的”，有的时候，如果不说，别人就不会知道事情是你做的，甚至还会有冒领功劳的人，所以“说了不做和做了不说”相较于我们而言，都是大不可取的。 鲁迅先生也曾说：“沉默啊，沉默，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果只是一味地的沉默，不表达自己的想法，别人就不会听到你的想法，也不会看到你的闪光点。 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在职场中，要么出彩，要么出局。”的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现象。有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我自己，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在浑浑度日，想要努力却找不到方向，想要放弃却又心有不甘，在中间犹豫不决，迷迷茫茫……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却无从下手，成了那种只空想却不去践行的人，到头来发现任何方面都没有提高的是自己，或许可以说“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学校里学的一些东西，得到的一些证书，到了社会上，基本没有多大的用处，都成了摆设。出了校门便是“重生”，很多东西都需要学习。 希望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改掉“只说不做”的拖延症，慢慢的变自律，年轻正式拼搏的时候，努力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事，每一件小事……

说和做

3，说和做主要内容概括

《说和做》全文先后回忆了作者对于作为学者以及作为社会运动家的闻一多的不同印象，作为学者的闻一多，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潜心学术，做了再说或是做了不说;作为社会运动家的闻一多投身于社会运动，敢于为人民讲话，“说”了就“做”，言行一致，视死如归。《说和做》原文——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他是无暇及此。闻先生的书桌，零乱不堪，众物腾怨，闻先生心不在焉，抱歉地道一声“秩序不在我的范围以内。”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四壁”。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说和做主要内容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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